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齐侯的车驾继续东行赶赴东莱。蔡吉本人则在路途上一面处理公务，一面抽空研读《太平经》，当然是以红卷的《太平清领道》为主。绿卷的《太平要术》改编自《庄子》，与其看其中的鬼神之说还不如读原版的《庄子》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相比蔡吉之前看过的墨家经典《墨子》，《太平清领道》在思想上要浅显得多。像是作为墨家精髓的墨辩逻辑就完全没有被提及。并且书中涉及丹药、机关术的内容，既不多也不深奥，主要是隔空抓鬼、滚油洗手之类教太平道教徒如何用丹药和机关术装神弄鬼的把戏。但这并不表示《太平清领道》对蔡吉就没启发，相反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墨家对政治、经济、民生、军事的主张及具体实施方法

　　其中最让蔡吉感兴趣的莫过于墨家对“义”和“利”的理解。话说儒、墨两家都提倡‘义‘。但儒家往往把‘义‘与‘利‘对立起来。事实上，自孟子提出：“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起，后世儒者便以言利为大戒。董仲舒更是说：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于是儒者一切行为，专问动机，不问结果，弄得道德标准和生活实际距离日远，进而成为儒家学说一大流弊。

　　反观墨子直言“利，义也”，提倡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认为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，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标准。当儒者还在以“小人”、“君子”的立场来争辩制度的优劣。墨者已务实地宣布，“爱利万民”、“兼而爱之从于利”、“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，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”。

　　墨家的这种实利主义，可以说甚合蔡吉的脾胃。在她看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起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总摆脱不了儒家小人君子之争的制肘。所谓的清流时常以道德大棒绑架朝廷政策。可事实上衡量一个政策优劣的标准是其是否利国利民，而非制定者、实施者的私德。相反那种以私德攻击政敌的作风才叫小人行径。而一但解除了儒家有关“义”与“利”的对立，重商重工也就都有了理论基础。

　　此外墨家在民生与经济上也颇有特色。不同于善于“开源”的法家，墨家的原则是“节用”。特别是在政府开支上，墨家主张“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”。认为君王不该做“加费不加利于民”的事。

　　而这种节用的原则还体现在对人力与时间的珍惜上。墨家认为儒教的丧礼。君父母妻长子死了，都服丧三年。伯叔兄弟庶子死了，都服丧一年。其余族人亲戚，五月三月不等。这样，人生在世几十年，服丧的日子倒占了大半。还有什么时间去工作学习呢所以墨家对丧葬的态度是“节葬”。而这一点倒是与曹操的薄葬不谋而合。当然来自一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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